自2016年起,澎湃新闻就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开展调查研究实践活动,创立了“记录中国”这一品牌。今年是“记录中国”出发的第8年,聚焦“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图景”。
近日,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组成的“记录中国”团队,就高质量发展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文旅产业壮大、城市IP打造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等诸多议题分赴多个城市深入调研,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成果,真正做到了“把新闻写在祖国大地上”。今天的这篇调研报道来自广州,关注的是广州城中村里的“异乡人”。
距离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公里的石牌村,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,也是很多“广漂”到这座城市落脚的第一站。
大学毕业后,周忠能和吴海搬入了石牌村居住。白天,他们穿着浅蓝衬衫和西装裤,梳着精致的背头,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一家中介公司上班。到了傍晚时分,他们穿过拥挤的人流,回到城中村的小巷里,擦得发亮的皮鞋躲过小水坑,小心翼翼地踩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,头顶的空间被过于亲密的“握手楼”“亲吻楼”挤压着,仅留一线天光。城中村的夜晚要来得更早一些,落日的余晖在这里会被提前吞没。
日前,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》。《经济参考报》报道指出,从中央到地方,政策持续加码,城中村改造重要性再度提升。
石牌村是广州天河区中心的著名城中村,也是天河区首批改造试点的城中村。0。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近200条街巷穿插交错,如同一座迷宫,3200多栋低矮且密集的楼梯房将每一寸空间最大化利用,建造起一座庞大的生活围城。暨南大学学者刘慧在与石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,截至2020年,石牌村现有居民约10万人,其中95%以上为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。
城中村的建设游离于城乡规划之外,居住于此的外来务工者也游离在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之外。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,城中村是城镇化不彻底或二元分割的产物。大量年轻人、新市民、外来人口居住生活于此,却无法融入城市。
在石牌村这片魔幻又现实的土地上,住着大学毕业生、开店的个体户、“走鬼(摆地摊)”的小贩、打零工的农民工、自由创作者……这里流传着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的创业和造富故事,也讲述着“五条人”乐队成名前的蜗居生活和音乐创作灵感。
城中村是城市开放与包容的注脚,也是城市建设的“疑难杂症”。有人想要奋发上进走出城中村,在城市立足扎根;有人可能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,回乡安家。人群来来往往,城中村安顿了无数“异乡人”。
石牌西路与海欣街路口,柏油铺平的双车道在此交汇。向西走大约两个街区,56万平方米的花城广场在城市腹地缓缓铺开,再向南望,远处是广州地标“小蛮腰”,近处点缀以图书馆、少年宫和大剧院。每年春天,玫瑰在广场两侧盛开,这里是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的核心节点。
向东挤进标有“石牌”的简易入口,人们则会进入一条仅供两人勉强并行的狭管。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灯牌、荧光色的面盆、红黄搭配的菜单,过于饱和的色彩让本就狭小的通道更显拥挤。日出日落之间,工人、骑手和上班族穿梭于此,这里是石牌村,藏于广州CBD中的另一个世界。
相对低廉的房租,便宜的饭菜,让石牌村成了很多“广漂”的落脚点。阿冲在石牌村里经营一间餐饮店。傍晚时分,他开始忙碌,把菜板架在水池上,麻利地切好辣椒、蒜等配菜,放下油锅爆香。
阿冲的妻子也从不远处的家中出发,到店里来帮忙招呼客人。辣子鸡、农家小炒肉、蒜薹炒肉,与广州格格不入的辛辣气味在饭馆里弥漫开来。煤气罐打开又关上,断断续续发出巨大的“轰隆”声。
饭桌上有时会出现蟑螂,阿冲对此已经习以为常。他一手抓起蟑螂,捏死,扔进下水道,“你看这个门口下水道还没有打药水,打药水的话,满大街都没地方下脚”。
阳光是最显性的稀缺品,房子跟房子之间的间隙窄到伸手可以摸到对窗,光线无从进入,有时从一楼到顶楼全是暗的,全要开电灯。有人提到隔音,“差到极点了,不是楼下吵就是隔壁吵。”空气潮湿、窒闷,桌子上的绿叶菜一下午就会烂掉。
丽姐来这里开理发店五年了,仍然不喜欢石牌村的环境,“老待在这里,心情会不好”。她想念家乡新鲜的蔬果和灿烂的阳光。
吴海和周忠能从学校毕业后,来到石牌村居住,他们周一到周四不谈休息、只谈工作,周五在高楼环绕的绿茵地踢球。城中村的环境脏乱差,与他们在CBD上班的白领生活格格不入。谈及是否有出去租房的打算,周忠能笑了:“都有这个想法,只是被周边的限制打败了。”?
在当下的现实中,城中村像是一座与繁华和物欲隔绝的围城,大部分住户恪守“非必要不出村”的原则,广州CBD的物价高昂,于是城中村内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配套服务。除了理发,还有超市、餐馆、菜鸟驿站、美睫、各类维修,一来二去,住户们和超市老板都熟悉,微信私聊下单,有空了去店里拿就行。
在《十三邀》的采访中,许知远问“五条人”乐队,“这个地方(石牌村)最可爱的部分是什么?”仁科说,“对我来说的话,以前我们没什么钱,这里提供了一个世界,什么都有。”。
阿冲想不出到城中村外面去的理由广州高端日式spa,“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,来久了觉得广州也就那样”,更何况还有柴米油盐要操持。
除了常驻村内的店老板,大批的外卖骑手也租住在这里——在集中了整个珠江新城大部分外卖店家的石牌村,走路时要很小心才能不被焦急的骑手撞到。弯绕曲折的小巷里藏着数不清的外卖店广州高端日式spa,住着数不清的外卖骑手,石牌村也因此被称为“外卖村”。
和吴海、周忠能一样,骑手离村频繁,但生活并没有因此产生本质不同。二月中旬,小张离开广西老家,加入石牌的送餐队伍。第一次跑外卖,比起每天可以送百余单的“单王”,他一天只能做五六十单。小张很少休息,没怎么出过石牌村,每天除了送餐还是送餐。他抱怨这里“房租贵到离谱”,居住面积小,卫生一般,隔音差到极点,但是“对于出来讨生活的人,没有说住得习惯不习惯的”。
七月初,庞锦东来到石牌村“投奔”梁志超,2015年他们在冼村认识,不久又各奔前程。庞锦东走过很多地方,一开始是天河区的体育东,后来到深圳、佛山干工地,如今又回到广州,在梁志超的生鲜超市送货。他早已适应了简陋的居住环境,“反正我住哪里都能习惯”。
“每天两点一线”,用理发店葛老板的话来说,“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”。每个早晨,大家在固定时间起床,走过同一条晦暗的窄道,用一天的汗水换一份微薄的薪水,然后在电器、机器的嗡鸣声中入睡。
只有在忙碌了一整年后,人流会散去,三味店、生鲜超市和理发店的卷帘门挨个拉下来,年关将至,为这场生活的奔袭按下暂停。
对于陈志勇而言,一年有365天,回到家乡的日子却只有短暂的半个月,这样漂泊在外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十几年。如今他讶异地发现,每到过年,在江西家中他五六点钟就醒过来,“就是住不习惯了”。
平日在石牌村,陈志勇只需要在早上11点前起床,因为再早也不会有人来店里吃饭。正午的阳光沿着缝隙照进楼宇之间,他走进店里,煲上一锅饭,湘味小厨免费提供米饭,这一点他坚持了十几年。大约35分钟后,米饭开锅,小店开始一天的营业。
不到十平米的空间,四张简单的木板桌广州高端日式spa,擦得锃亮。走近了能看到斑驳的墙面、落灰的窗台、冰箱后缠绕的电线——因为靠近厨房而浸染着黑色的油污。厨房里更简陋些,漆黑的排风扇嵌在瓷砖墙里,墙边蓝色的水管裸露着,陈志勇在水龙头下冲洗菜刀,细细的水流打在地面上,肆意流淌。
在逢源大街34号,陈志勇已经做了四五年,加上之前两个档口,总共十几个年头。200多种菜,密密麻麻写在墙上的菜单里,每个菜多少钱他都一清二楚,食材在冰箱的哪个角落,闭着眼都能拿到。还有很多菜索性不写在菜单里,是他和老顾客之间心知肚明的默契。买菜、切菜、下单、起锅、收银,他都一个人做,不请人,因为请不起,“其他人也不知道怎么下手”。
以前店里生意好,中午吃饭都要排队,现在冷清了,陈志勇也得了闲。约莫下午三点,食客都陆陆续续离开了,他支起手机广州泰式龙筋spa,边剥毛豆边看会短视频。到晚上五六点的样子,沉寂了一整日的石牌村重新热闹起来,晚间档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。
时间久了,湘味小厨积累了一批熟客,靠着他们,陈志勇在石牌村扎下根。他对自己的烹饪水平很有信心:“都在这里那么久了,不好吃就没有回头客,一两个月就做不了,亏本。”老梁是其中之一,他觉得这家店用料新鲜广州抓龙筋工作室,“老板人也好,我们是老朋友了”。
十年来,老梁一直到石牌村送货,给各家餐馆送洗洁精,梁志超是他家“老三”,他开的生鲜超市就在湘味小厨对门。平日里的下午,老梁习惯手指夹着烟坐在店门口,老板忙着做事,他自顾自望着门外的路,有时也加入隔壁门店的对话。
他喜欢种花,出租房里没有阳光,就养在店里。一盆养了好几个年头的富贵竹,一盆绿萝,都是很好养活的植物。门口的一根水管“太难看了”,他就自己找来材料,把它包装成一株竹子的造型。
唯一的遗憾大概是与妻子儿女分离。陈志勇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,女儿读初二,妻子带着她在老家上学。暑假,女儿有时会到店里帮工,收收碗、点点菜,“每年都会来”,但今年还不确定。
和女儿打视频电话时,面前的这位中年男人忽然切换语气,变得柔和亲切,他又问起“你会不会来广州”,依然没有得到肯定答复。后来他坦白道:“老婆孩子不喜欢来这里。”?
如今石牌村基本由二房东掌握房源,房租随之上涨,让人难以承担。金勇刚来的时候,村内单间租金每个月只要五百块,现在则已经涨到了两千,档口的租金更是涨到了两万块广州玥汐SPA工作室。也正是因为失去了价格上的优势,近几年石牌村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
丽姐记得,石牌村人多的时候“根本走不动路”。而现在她店门口的道路上很少有人经过,对面的饭馆因为食客寥寥,下午时分就掩上了卷帘门,等待晚上重新开张。路上只有几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拉着巨大的行李箱路过,箱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发出磕碰的声响。
石牌村里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难做。三味小厨对面的档口最近两个月内就换了两任主人,上一家麻辣烫的招牌还光洁如新,就又即将被拆掉,换上下一家卤味店的名号。
现在的行情用陈志勇的话来说,就是“哪个做哪个亏,哪个做哪个倒”,一家新店能坚持两个月已经是奇迹。档口倒闭的速度超过了原本约定的租期,店主往往连押金都拿不回来,亏损严重。
营业执照的发放也“卡得很紧”。办理营业执照的费用动辄几万,让很多店主难以承担,加之本地房东觉得自家房子里开的餐饮店太多,经常投诉。在石牌村开新店已然成为一项回报未知的投资。
子女的学业更是横在所有居民心上的一根刺。尽管村口有一所幼儿园、一所小学,但是对于这里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,学校的容量显得太小了。落户对石牌村的居民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他们的孩子要想在广州上学,只能通过缴纳社保获得足够积分。
内衣店老板楠姐的两个孩子都在河南老家读书,只有假期才能到广州和她团聚。她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聪明,只是家中没有学习氛围,“要是放在好的家庭的话,肯定很优秀”。说到这里,楠姐不由得有些遗憾。
好在城中村的转变已经提上日程并逐步落地。2023年1月召开的广州高质量发展大会上,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宏伟表示,全年计划推进12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,重点推进17个城市更新项目,力争完成2000亿元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。
不过,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并不关心村子的未来。即便是在城中村待了十几年的老居民,离开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对于阿冲来说,石牌村只是他“歇脚的地方”。“所有的这些设施跟我都没有关系。大家都是这样,随便借个地生存下来,一旦有些情况不利,马上就走人了。”!
丽姐甚至已经将离开石牌村提上日程:她在广西的亲戚朋友们很多人都在养观赏鱼,她也打算拿着这些年攒下的钱和他们一起入行。楠姐则用在石牌村开店攒下的积蓄,在家乡的小镇上买了房子,“孩子以后回去,总要有个家”。
梁志超谈到可能到来的改建,他话锋一转:“我们当然希望能留下一些城中村,毕竟城中村都是低收入人群,房价高了谁受得了?”?
石牌村是“广漂”们通往未来生活的跳板。吴海看重广州的包容,他想留在这里好好发展。“你知道吗?”他与周忠能交换了一个眼神,似乎半是自豪,半是向往,“我们有个同事,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广州这边买了房”。他和同事们都期待着未来有一天,他们能够走出石牌村,彻底在广州安顿下来。广州日式私密spa